“让美国再次伟大, 让欧洲再次贫穷”: 特朗普上)任1年最精狠的一仗, 终于打响

更新时间：2026-01-21 06:14 来源：牛马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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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些艺术家如此钟情于裸体题材，一旦被指有色情意味便以艺术为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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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韬（Matteo Capasso）]、婉！澜（Walaa Alqaisiya） 中国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戎渐歆(访、译) | 《文化纵横》编辑部 【导读】2026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一周年。三天前，特朗普对欧洲八国发出关税威胁，宣布将税率逐步提升至10%、25%，直到相关方针对“美国全面、彻底地购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梅德维杰夫就此嘲讽道，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等于让丹麦再次变小（MDSA）、让欧洲再次贫穷（MEPA），这个道理，“蠢货们终于明白了”。 那么，应当如何系统理解特朗普执政一年来高频、高强度的国际干预行动？特朗普任期还有三年，国际格局又将朝何种方向演变？在本篇访谈中，两位作者尖锐地指出，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国际组织，乃至支撑这一体系的“人道主义”价值，自始至终都是帝国主义谋利的工具，而不是在特朗普手中失效的。从反恐、禁毒，到诺贝尔和平奖，借由这套话语，美国的干预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今天的加沙和委内瑞拉，不过是昔日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进化版本。然而，与如今依然期待国际秩序的欧洲各国不同，衰落期的美国率先意识到了这一道德武器的合法性正在减弱，果断将之抛弃，转而大力推进内部整合、实现对外强权。 全球南方国家清醒得更早，但清醒本身无法阻止炮火。反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尚未意识到自我改革的必要性，在买办阶级和帝国制裁的内外交困中，国家与地区不断分裂，空有道义立场而无战略能力。作者强调，当前正值历史加速的关键时期，南方国家需要团结一致的区域结盟，通过充分的大众动员，克服政权的依附性，将话语转化为导向反抗的物质条件。 本文为文化纵横原创访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66期总第286期 “特朗普推论”背后的国际秩序演变： 全球南方为何一定要结盟？ 文化纵横：我们先从近期的事态谈起。尽管特朗普政府愈发不屑于伪装自己的所做所为，但他的拥护者和代理人仍然在使用武器化的人道主义话语，比如马查多就奋力歌颂美国绑架马杜罗“为委内瑞拉人民的自由”做出的贡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特朗普声称要完全控制格林兰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北约盟友仿佛“突然”意识到了这套规则的不可靠性，在利益面前，所谓的国际秩序形同废纸。借这个机会，我们或许可以首先梳理一下美国借此合法化对外干预的历史。 马韬、婉澜：一旦我们理解了“人权”和“人道主义”不是一种普遍原则，而是帝国权力投射的复杂工具后，美国人权话语话语中的明显矛盾就消失了。这种人道主义话语的武器化，是一种选择性人化的体现，即某些群体被认为值得保护，另一些则被排除在道德宇宙之外、不配享有权利。 这种选择性通过帝国列强定义“人性”的逻辑结构运作。依据殖民和帝国等级制度，西方现代性在历史上划定了“人”与“非人”的界限。[1]人权话语中的“人”，实际上特指那些服务于帝国目标的群体，抵抗者则会被系统性的非人化，进而置于人道主义关注的保护范围之外，比如在加沙问题中的那些“野蛮、恐怖的巴勒斯坦人”。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4年度的全球人权报告，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径称为“合法的军事行动”，同时谴责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伊朗的无人机是“对全球人权的威胁”。这种做法，恰恰揭示了人道主义话语如何根据特定行为与美国帝国利益的关系，来判断它是否可被接受。 当我们考察这一人道主义话语框架如何在美国对西亚数十年的干预中始终如一地运作时，故事就变得更加连贯。对联合国机制系统性的武器化，不仅掩护了外交行为，还纵容了直接的情报行动和军事打击，从根本上腐蚀了国际机构。遵循一种可预测的模式，美国借助武器化的人权话语，在远超巴勒斯坦的范围内实施系统性干预，为实现服务于自身霸权的地缘政治目标提供道德掩护。 例如，布什政府以“解放阿富汗妇女免受塔利班压迫”为由，为2001年入侵阿富汗辩护。劳拉·布什发表了关于妇女权利的广播讲话，但美国的炸弹却摧毁了阿富汗的基础设施。通过系统性地运用女权主义言论，美国将一场完全的战略干预，转变为一种“文明使命”，并为其后长达20年的占领创造了意识形态框架。讽刺的是，美国的占领并未切实改善妇女状况，反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和平民伤亡——显而易见地，人道主义话语掩盖了问题，而非解决了它声称要改善的物质状况。 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使用的策略有所不同，但同样揭示了联合国机构如何被作为实现军事目的的工具。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人权记录的人道主义关切，为推动政权更迭提供了部分正当理由，尽管美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量，支持了同一任政府。《纽约时报》1999年的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系统性地渗透了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对伊拉克展开间谍活动；美国官员也证实，中央情报局利用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掩护，收集有关伊拉克军事设施和政府通讯的情报。[2]这种渗透，使美国能够借助联合国授权提供的国际合法性，收集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信息，将表面上的国际人道主义和裁军任务转变为服务于美国战略目标的秘密情报行动。 利比亚的案例，证明了这一战略如何通过国际机构为帝国干预提供多边合法性。2011年北约的干预是在“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下授权的，表面上是为了防止班加西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希拉里·克林顿以“我们来了，我们看见了，他死了”庆祝卡扎菲之死，揭示了人道主义干预主义背后的胜利主义逻辑。这个非洲最繁荣的国家，因此转变为一个存在公开奴隶市场、内战频仍的失落之地，证明了人道主义话语如何为破坏行为提供掩护，并掩盖了驱动干预的帝国利益。[3] 叙利亚见证了这一策略最精密的版本。对受阿萨德镇压的抗议者的“人道关切”，为武装反对派延长、加剧冲突提供了理由。将焦点集中在化学武器袭击和平民伤亡之上，转移了美国干预的更大目的——削弱伊朗的影响力、瓦解叙利亚的国家能力。系统性地放大妇女权利问题与少数民族保护问题，为干预制造了道德压力；宣称要“保护民众”，又掩盖了长期冲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4] 这种模式的影响延续至今。2025年8月，也门胡塞武装突袭了位于萨那的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办公室。他们认为这些人道主义组织被用于情报收集，并与沙特领导的联军合作——后者在美国的军事支持下摧毁了也门。曾被用于伊拉克战争的联合国机构渗透模式，使民众对人道组织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产生了合理的担忧，正如此前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所做的那样，人们怀疑它们会在运作中无视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 最后，伊朗的案例说明了当军事干预变得不可能时，这一框架会如何进行调整，并最终转为对该国的全面制裁以及对反对派运动的支持。在抗议期间，美国系统性地放大了当地的妇女权利问题，将伊朗女性的斗争武器化，一方面破坏政府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将美国塑造为普遍人权的捍卫者——尽管制裁对伊朗妇女和家庭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实际伤害。人道主义的话语可以与其声称要保护的人群的真实关切毫无关系。 回溯历史上的多次干预，我们会发现，“人权帝国主义”是美国系统性的全球战略，而不是对某一普遍原则的一致应用。历次行动的机制都是相同的：放大真实的不满情绪，同时掩盖美国的干预如何使那些据说受到保护的群体的状况变得更糟；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为旨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的干预行动提供辩护；利用国际机构为单边帝国利益提供多边合法性，同时通过情报渗透和军事协调系统性地破坏其中立性。 经过精密的迭代演化，这一框架在当代也被用于中国。通过方法论欺诈和研究造假，郑国恩（Adrián Zenz)系统性地炮制了对中国的不实指控，利用人道主义话语武器对抗美国霸权的新兴挑战者。国际机构的反应同样呈现出鲜明的立场性：在加沙，面对压倒性的事实证据和国际法院关于“存在可信的种族灭绝”的调查结论，这些西方机构迟疑不决，呼吁限制批评的尺度；然而，面对明显存在数学错误与方法问题的研究时，也正是这些机构毫不犹豫地将同样的罪名加诸中国。 文化纵横：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就在几天前，马查多将自己的奖章和奖状转赠给了特朗普，使这个本就急剧丧失公信力的奖项愈发显得像一场闹剧。事实上，很早之前，就有人批评这个奖项是人权帝国主义的武器了，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吗？ 马韬、婉澜：炮制帝国的对手的“暴行”，以掩盖帝国的盟友实施的真实的暴力——上述那套策略最新的、最肆无忌惮的展示，就是将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委内瑞拉反对派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称赞她“孜孜不倦地推动民主权利”，而她早在2020年便与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签订了正式合作协议，并在获奖后致电内塔尼亚胡，赞赏了“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努力”，并对以军在加沙种族灭绝中的所作所为表示支持。正如“保卫人类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社会运动网络”（Red de Intelectuales, Artistas y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Defensa de la Humanidad）致诺奖委员会的公开信中所说，这个奖项“已经沾满了鲜血”。[5] 马查多试图摧毁的玻利瓦尔革命派与她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2024年7月，在总统选举投票时，尼古拉斯·马杜罗高呼“巴勒斯坦自由万岁”，而他的对手马查多早已宣称“以色列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二人的差异，体现出他们在对帝国与种族灭绝的态度，以及对“人权”的真正含义的理解上的根本对立。2009年，以色列“铸铅行动”期间，查韦斯领导下的玻利瓦尔革命派与以色列断交，并明确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径——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首个与这一定居殖民国家断交、承认巴勒斯坦1967年边界的国家。 马杜罗始终将巴勒斯坦事业称作“人类最神圣的事业”[6]，并于2024年11月于加拉加斯主办了“声援巴勒斯坦国际会议”。巴勒斯坦资深领导人莱拉·哈立德在会上向来自53个国家的代表发表了讲话。马杜罗支持南非在国际法庭提起的种族灭绝诉讼，谴责联合国面对以色列暴行时“懦弱的沉默”，并警告任何不正义的停火协议都只会带来“瓦砾般的和平”。 因此，诺贝尔和平奖的运作逻辑是一种“反向的人道主义”：它嘉奖那些板上钉钉的种族灭绝的支持者，同时剥夺反种族灭绝者的话语权；它鼓励与战犯为伍，并谴责被压迫者的团结。马查多承诺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将委内瑞拉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完全承认以色列对该城市的主权”——这将会逆转委内瑞拉数十年来秉持的团结原则，并使其与摧毁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计划同流合污。她同样明确主张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私有化，取消对金融监管的公共监督，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主导的结构性调整政策——这套新自由主义“药方”曾令全球南方多个国家民不聊生，让跨国资本赚得盆满钵满。 诺贝尔和平奖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软实力运作的工具：它拉拢那些认同帝国主义共识的领导人，渲染“野蛮的”反帝事业的威胁，瓦解后者的影响力，巩固西方霸权，并把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武器，将滥用武力的行径正当化。诺贝和平奖历来如此。1994年，该奖授予了希蒙·佩雷斯、伊扎克·拉宾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为《奥斯陆协议》背书——这份协议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纳入国际援助的管理框架，掩盖了它的反帝性质，为当前的种族灭绝埋下了制度性隐患。2009年，上任数月的巴拉克·奥巴马获奖，他随即在索马里、也门与巴基斯坦境内扩大无人机暗杀行动、推行混合战争，摧毁了利比亚，并在非洲与中东扩建军事基地。2016年，该奖授予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为其所谓的“和平进程”赋予了国际合法性——在此之前，他领导的政府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层实行了系统性的暗杀行动，最终维系了寡头阶级的统治地位，并为跨国资本打开了国门。 马查多获奖的时机同样意味深长。2025年12月举办的颁奖典礼期间，挪威的和平组织在场外抗议，与此同时，已有超过80名拉美人在加勒比地区被美国军队以“禁毒”为名杀害。联合国四大机构认定，美军的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法外处决”。马查多不仅支持美国的行动框架，而且附和特朗普政府的指控，声称委内瑞拉是一个需要军事干预的“毒品恐怖主义”国家。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谴责此次颁奖，称“它被颁给了一位支持干预、推崇违反国际法的行径的政客，背离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然而，一旦我们认清该奖的真实目的从来不是推进和平，而是为维系帝国霸权所必需的暴力行径赋予合法性时，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便立刻消解了。 倘若国际社会不能识别并抵制此类做法，那么这套曾为摧毁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与叙利亚提供正当性的人道主义说辞（以及为了搜集情报、定点打击而对联合国机构展开的系统性渗透）将继续被用来对付任何敢于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内塔尼亚胡为美国军事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公然叫好，诺贝尔和平奖为帝国的意识形态盟友“洗白”——今天在加拉加斯发生的一切，都表明这并不是假设中的未来的风险，而是当下的现实。已被系统性腐蚀的人权话语，在帝国战略家的设想中，必然会被用于中国，为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大国对抗铺路。因此，恢复真正的人道主义原则与机构独立性，已成为攸关人类共同未来与全球和平正义的当务之急。 文化纵横：不过，在近年来的历次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对这套说辞的接受度显然正在逐步下降。从“反恐战争”到“禁毒战争”，美国的叙事越来越不奏效。您如何看待这种认知的转变？ 马韬、婉澜：要理解“禁毒战争”叙事效果为何下降，我们需要首先梳理帝国宣传策略的历史脉络。冷战以来，美国一直以此为自身在全球南方的干预行动辩护。“禁毒战争”和此前的“反恐战争”一脉相承：通过制造抽象的敌人——恐怖主义、毒品、移民、腐败——正当化对抵抗美国霸权的主权国家实行的军事、经济与政治侵略。[7] “禁毒战争”的模式在里根时期已经建立，2001年9·11事件后出现的“反恐战争”是其推向全球的强化版本，并非什么全新发明。二者的机制是相同的：特定的人群被种族化，声称他们天生具有威胁性；原本属于社会或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被军事化；操纵国际机构，为单边的帝国目标提供多变合法性；摧毁、监禁、消灭那些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眼中的“多余人口”，以此榨取利益。1971年，尼克松政府将毒品使用列为刑事犯罪，在美国国内被用作种族化的控制手段；通过美国缉毒局（DEA）等机构，这一逻辑延伸至全球，将主权国家转化为帝国警察的目标。当“反恐战争”到来时，从意识形态、制度架构到军事部署的一整套体系，早已准备就绪。 如今，全世界都能看穿这些谎言，因为帝国主义的历史作为已暴露无遗。这套运作模式的一致性过于清晰，无法忽视或误认。过去两年，本世纪最严重的罪行在加沙上演，这场向全球直播的种族灭绝中，以色列军队屠杀了超过6.4万名儿童，美国则为其持续提供弹药、外交庇护与资金支持。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又发人深省的对比：特朗普欣然拉拢并赞美如今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即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而他曾经被美国列为恐怖分子；与此同时，美国绑架了尼古拉斯·马杜罗，称其为“毒枭”。恐怖分子成为政治家，民选总统变成罪犯——这些标签和他们是否真实参与了恐怖主义或毒品走私毫无关联，它们更像是帝国炮制的标签：扣在抵抗者头上，在他们臣服后收回。 2001年前，阿富汗的鸦片产量下降了十倍，随后在美国占领期间增加了30倍。美国撤军后，塔利班禁止了罂粟种植，鸦片产量下跌了95%。根据联合国报告，委内瑞拉在全球毒品贸易中仅处于边缘地位，却因“毒品走私”被美国指控；而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银行却能逍遥地为贩毒集团洗钱——美联银行（Wachovia Bank）的融资支持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可卡因运输，却没有任何一名高管被起诉；费城查获了摩根大通满载可卡因的船只，入狱的却只有船员。在其内部的重重矛盾面前，这套宣传叙事早已崩塌。 全球多数民众，尤其是全球南方的民众，见证了历史上的太多次干预行动，不可能再对这些说辞照单全收。拉丁美洲人民目睹了“哥伦比亚计划”与“梅里达倡议”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军事化建设，当地的毒品流通量却丝毫未减，面向平民的暴力事件反而不断升级。他们的祖国沦为世界上最暴力的地区——全球凶杀率最高的十个国家中，有八个位于拉美——这是“禁毒战争”带来的直接影响。西亚与北非的人民亲历了“反恐战争”下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与阿富汗的覆灭，曾经繁荣的国度成为混乱的废墟。连续的破坏、可预测的后果、军事介入后必然遭到掠夺的资源、与地缘政治布局赤裸的关联……人们已经深刻领教了帝国主义的“经验教育”。 文化纵横：这是否意味着对美国干预主义的抵抗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某种共识？它会对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韬、婉澜：人们不再买账，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干预主义正在面临根本性的合法性危机？没错，但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处在怎样的历史时刻，以及这种危机意味或不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进入了历史加速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节点：局势复杂、动荡不安，事态急剧发展，濒临爆发。历史上的伟大转型往往都是如此开幕的：促成崩溃的因素不断累积，垂死的帝国向东南西北四面出击，无视规则、毫不克制，彻底撕下了昔日的合法性伪装。 特朗普近期已经明确表态：“我不需要国际法。”[8]这不是一时失言，而是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再具有任何保护力的官方宣告，彻底戳穿了联合国机制和西方主导的机构能够保护被压迫者免受帝国暴力的虚构幻想。任何仍然相信现有体系的人都活在危险的错觉中，无论他是将赌注押在国际法、那些被施暴者掌控的机构，还是自封为弱者的保护人的美国及其盟友身上。现行秩序从来不是为了约束帝国而设计的，它是为了使帝国合法化而设计的。特朗普只是将一直以来的真相公开说出来了而已。日薄西山的帝国会变得愈发野蛮，殖民和种族灭绝会成为它的工具——本应防止这些恐怖行径的机构则会被用来取得许可。 近日特朗普在其平台“真实社交”发布AI编辑图片，将加拿大、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委内瑞拉都涂上了星条旗图案。 关键在于，即使合法性下降，美国和以色列也并未因此停手或退缩。它们进行了内部整合。发现旧的同意机制正在失效后，它们开始重构自身，完全诉诸强制手段；而这需要统一的、集权的指挥，而非那些还在纠结合法性与形象问题的分裂的机构。 特朗普以黑帮老大般的直觉理解了这一切——如果我们不愿承认他是个战略家的话。他系统性地将一切可能约束行政权力的机构边缘化：五角大楼的谨慎态度、美国国务院的外交考虑、情报组织的程序性反对。自由派哀叹民主准则的衰落，但从帝国整合的角度看，这是扫清障碍的必经之路。特朗普痛斥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并不是什么阴谋集团，而是美国霸权早期积淀至今的制度残余——彼时美国的主导地位稳固无虞，自然经得起层层审慎协商。但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特朗普的贡献在于，他让美国的权力机器适应了帝国主义衰退阶段的要求：行动快、下手狠、绝不被内部异议拖慢脚步。 内塔尼亚胡在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内部复刻了这套操作。2023年10月7日之后，他面临强烈的内部反对：要求他下台的抗议、质疑他领导力的军方与情报官员、要求谈判的人质家属。他全部视若无睹。内塔尼亚胡将未能组织抵抗行动的安全部门边缘化，打压政治对手，把所有决策集中在一个不受任何制度约束的战争内阁。在实行种族灭绝之前，他预先解决了一切可能限制自己的内部冲突。教训是直接的：谁能实现对内整合，谁就能在外无所顾忌。 因此，合法性危机虽然真实存在，但帝国的能力并未因此下降。叙事正在失效，但那只是“同意阶段”需要的工具；借口被揭穿，但那只在帝国还寻求认可时才重要；国际公共舆论已经明确转向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但公共舆论只能约束那些仍期待大众接受霸权运作机制的人。全球南方国家不再相信帝国的宣传了——帝国也不再在乎了。 美国轰炸委内瑞拉，没有任何后果。它继续资助以色列，为种族灭绝提供武器，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联合国的决议，或是每天被数十亿人见证的恐怖主义行径。特朗普宣称自己不需要国际法，他说到做到。帝国机器摆脱了霸权鼎盛时期的制度性约束，如今依靠纯粹的强制力运作。它不再需要人们的信任：目前还缺乏有效的反制力量，这就够了。世界看穿了谎言，但仅仅如此，远不足以阻止炮火。 文化纵横：我们确实也能看到，随着旧有的伪装逐渐失去合法性，美国也不再试图掩饰它的真实意图。许多人称当今的国际政治进入了“强权即公理”的年代，没有有效的国际秩序在制衡或约束这种不受控制的权力。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会是未来几年国际局势的主轴吗？ 马韬、婉澜：我们借用两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观点来回答这一问题。安东尼奥·葛兰西曾提到，“旧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正在艰难诞生：现在是怪物的时代”，准确地将世界向“强权即公理”的倒退描述为一种过渡性危机。在胜利日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揭示了当下历史现实的辩证性：矛盾统一、相互渗透、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可以彼此转化。 国际制度的崩溃，代表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再生产模式之间的重要矛盾。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通过浪费积累”的体系，在金融垄断的条件下，系统性的破坏成为资本主义创造价值、控制政治的主要形式。这个垂死的秩序不会简单地让位于多极体系：它强化了对有组织暴力的投入，因为这是维持霸权仅剩的可能。西方社会表面的稳定需要依靠外围地区持续的不稳定达成——自由制度主义者赞颂的“和平”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西方对西亚、美洲长期的暴力干预之上。“和平”的物质基础是全球南方的永久战争，二者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相反，它们早已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中共存。 中东地区是两种体系的交汇地带，矛盾在此爆发。加沙集中体现了“通过浪费积累”的典型模式，范围更广的抵抗轴心则在半无产阶级化的人群中激发了高涨的反帝意识。长期冲突具有多重功能：它通过军事消耗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清除潜在的抵抗群体，摧毁与之竞争的民族经济，为重建开辟了新的市场，与此同时，冲突本身催生的矛盾，又会使抵抗运动陷入分裂。 葛兰西所谓的“怪物”正是出现在新旧秩序均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强权即公理”的回归，实际上标志着传统帝国机制的枯竭而非成功。因为无法通过经济整合或政治合法性维持主导地位，帝国体系只能愈发以来直接的暴力与系统性的破坏。习近平主席强调“抉择”，意味着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在矛盾的框架之内发挥作用，而非凌驾其上。当前局势的不断升级，也正不断催生它自身的对立面：选择和平、对话、共赢合作不仅在道义上更优，更成为关乎人类存续的历史必然。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替代性的发展道路，全球南方人民运动的组织力量，需要与之辩证统一。这既不是纯粹的和平，也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一个变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斗争本身创造了社会关系再生的全新可能。我们面临的不是永久性的倒退，而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文明的豪赌。随着传统的剥削机制逐渐接近极限，帝国力量可能会加倍依赖杀戮和暴力。理解了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就能理解为何这一过渡时期显得如此混乱——因为它包含了超越有组织的破坏逻辑、实现系统性变革的前所未有的可能。而当下的终极问题便是，变革的力量能否在帝国主义的浪费机制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之前果断介入。 文化纵横：具体到全球南方国家，我们还能观察到一个趋势。一方面，它们往往能够比主要西方国家更强硬地反对这些不公正，比如南非、古巴、哥伦比亚等国领导人的表态。但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实际影响局势的能力却非常有限。 马韬、婉澜：这种矛盾是当前政治的核心问题。仅仅看穿谎言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将这种道义上的清醒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弥合困住全球南方人民的认知与实践间的鸿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我们首先必须看清这道鸿沟的存在。南非以非凡的道德勇气，在国际法院提起了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诉讼，借鉴了本国曾经反种族隔离的历史经验。卢拉领导下的巴西召回了大使，谴责以色列的行径。佩特罗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公开声援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断交。墨西哥也加入了国际法院的诉讼。这证明相当一部分人拒绝接受帝国主义强权掌控下的道义共识与暴力的常态化。但这些原则性的立场没有阻止任何一枚落下的炮弹，没有结束种族灭绝，没有解决饥饿，也没有迫使相关势力开放人道援助的通道。矛盾非常尖锐：全球南方正在发声，帝国主义充耳不闻。 为何如此？因为反帝力量并未像帝国主义力量一样，为此刻重构自身。 如前所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明白，分裂的内部组织不可能对外展开生死斗争。因此，他们解决了内在的矛盾、边缘化反对势力、整合出可以无所顾忌地行动的决策机构。全球南方却并未进行同等程度的重构。进步政府仍然承袭了那一套为依附而设计的国家结构。地区组织力量薄弱或早已崩溃——南方共同市场（UNASUR）名存实亡，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元气大伤，非盟仍受新殖民主义的经济体系束缚。即便是名义上持进步立场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与跨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行动空间。最终的结果便是南方国家空有道德立场，却无战略能力。 但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全球南方不仅未能团结，还面临着主动的内部分裂。 正如阿拉伯马克思主义者阿德尔·萨马拉所言，我们正在见证的事情，可被定义为“第三波民族主义”。但与第一波（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它在巩固民族国家的同时于全球展开殖民掠夺）和第二波（20世纪中叶的反殖民解放运动）不同，第三波民族主义是一项由帝国主义一手操办的工程，旨在瓦解那些诞生于去殖民化运动的新兴国家。它通过一套精确的机制运作：帝国力量与买办资产阶级结盟，这些依附性的本土精英阶级的利益契合外部霸权的统治需求，而非本国的发展建设；随后，利用这些地方精英的势力，沿着族群、教派或区域的边界分裂既有的国家。最终，大量的依附性的微型政治实体诞生了：它们成为帝国永久的前沿阵地，持续以自决之名在其母国与所在地区挑起战争。 看看阿拉伯世界与非洲之角正在发生的事情。阿联酋（这个由家族统治的国家的财富完全来自石油租金，其战略取向完全服从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已成为地区分裂的重要推手。它为也门南部分裂势力提供武器与资金，因为统一的也门会构成威胁，而分裂后的傀儡政权能被其操控。它支持苏丹的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使最初的政治危机升级为如今的文明浩劫，数百万人因此流离失所，苏丹作为统一国家的前景岌岌可危。同样的逻辑正在索马里兰上演：承认这个分裂实体没有任何正当意义，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削弱索马里、在红海建立另一个帝国哨所，并向世界证明，一旦海湾国家提供资金、西方帝国给予许可，非洲国家的主权便一文不值。 在叙利亚，阿拉伯政权、海湾君主国、西方势力、土耳其与以色列组成的联盟，耗费数十年，为摧毁该国的政权提供资金、武器与外交庇护。艾哈迈德·沙拉被扶为总统后，以色列立刻入侵叙利亚领土，系统性地摧毁了该国的军事基础设施。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自由、社会主义”——这是联盟必须摧毁这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国家的原因，这三个词也正是如今全球南方必须捍卫的价值。 每一次成功的地区解体，从南苏丹、科索沃、索马里兰、利比亚到也门，都会削弱边缘国家抵抗帝国强权的集体力量。那些新生的微型政权生来便具有依附性，买办领导层的存续完全依赖外部金主，经济结构服务于资源掠夺，军队瞄准邻国而非外部威胁。鼠目寸光的精英们陶醉于权力带来的虚假光环，为帝国利益效劳，使本国人民付出代价——边缘世界会因此日渐自我毁灭。 文化纵横：如您所说，主观上摆脱依附已经非常困难；与此同时，客观上，那些能够坚持抵抗的国家，往往又会成为首要的制裁或攻击对象。面对这样的矛盾，您觉得全球南方突破当前困境的关键在哪里？ 马韬、婉澜：伊朗和委内瑞拉是血淋淋的例子：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它们承受了帝国主义的全面猛攻。伊朗面临着一系列旨在推翻其政权的公开行动，包括经济封锁、制造社会动荡、以色列的暗杀与美国的直接威胁。抵抗轴心一度证明了有组织的反帝力量能够取得何等成就，但这一网络如今遭受重创，而伊朗尚未能重建战略格局。在西半球，委内瑞拉构建的重要反帝事业，遭遇了直接的军事侵略：以“打击贩毒”为借口，总统被绑架，渔民遭到轰炸，国家主权被视若无睹。玻利瓦尔革命证明另一条发展道路可能存在，而它能否存续，正在经历考验。二者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是一致的：分裂的内部组织或半吊子的措施，无法应对此等规模的攻势；仅凭一国之力同样难以抗衡。区域团结是存续的前提。 全球南方必须复兴万隆精神——但这一次要结盟，而不是不结盟。不结盟运动是特殊历史时刻的产物，彼时在超级大国间周旋还能为新兴的独立国家争取空间。时移世易，如今，不结盟几乎等于默认与帝国结盟，因为后者不尊重中立，反而加以利用。全球南方需要内部结盟，共同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构建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汇聚物质力量，而非只在话语上表态。 新的联盟必须以打破现有的格局为起点。为什么联合国总部仍在纽约？美国可以在这里肆意绑架任何踏上其领土的他国领袖、活动人士与抵抗者。为什么国际法院坐落在海牙这座位于北约国家、帝国腹地的城市？这些安排即使曾经有其合理性，也只适用于二战后的短时间内，彼时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幻想尚未被完全揭穿。如今幻觉破灭，全球南方至少应该要求将国际机构迁至第三世界，或者采取更激进、更必要的行动，着手构建宪章不由西方力量书写、运行也不受西方否决权支配的平行机构。 中国正在尽其所能。“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替代性发展道路的基础设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是外交辞令，而是围绕建设而非毁灭、对话而非强迫、互利而非帝国攫取来组织世界的具体框架。中国已经证明在西方监管之外的快速发展是可能的，一个文明可以不必臣服于大西洋的强权而实现现代化。但中国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切。全球南方必须开展艰难的“脱钩”工作：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建立替代性支付机制，深化绕开西方控制咽喉点的南南贸易。金砖国家（BRICS）是一个开始，但仅仅是开始；它必须进一步发展，或被能采取更果断行动的组织机制替代。 但国家不会自动达成这一点。全球南方太多统治阶级已经与帝国和解。这些从依附中获利的买办资产阶级，除非被迫，不会采取行动。因此，大众动员至关重要：人民需要迫使被买办利益俘获的国家行动；保卫进步政府免遭帝国颠覆；创造使结盟成为可能的政治条件。反帝的大众动员必须在所有层面出现——从街头到国家，从地方到地区——历史不会等待尚未准备好的人。罗莎·卢森堡在阐述马克思理论时尖锐地指出：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如今这已不是一个抽象选择。我们正目睹不加掩饰的野蛮行径——在加沙、在加勒比、在对一切坚持独立的国家的分裂进程中。二十世纪证明了对抗殖民主义是可能的；二十一世纪只提供两种结局，要么是抵抗的胜利，要么是彻底投降。不存在灰色地带，而投降就意味着人类自身的失败。最终的答案完全取决于全球南方能否将道义立场转化为物质条件，能否把话语团结转化为制度颠覆，能否把零散的抵抗，转化为协调一致的反对力量。 参考文献： [1] Walaa’s work https://www.radicalphilosophy.com/article/the-urgency-of-anti-imperialist-feminism [2] https://www.nytimes.com/1999/01/07/world/us-spied-on-iraq-under-un-cover-officials-now-say.html [3] https://press.syr.edu/supressbooks/5580/everyday-politics-in-the-libyan-arab-jamahiriya/ [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9436149.2023.2199487 [5]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5/12/10/machados-nobel-peace-prize-stained-with-blood-social-movements-warn/ [6] https://english.almayadeen.net/news/politics/venezuela-will-not-abandon-the-sacred-cause-of-palestine--ma [7]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epdf/10.1080/19436149.2025.2578046?needAccess=true [8]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jan/08/trump-power-international-law

编辑：莫尔纳·维瑟